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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
发布时间:2020-11-04    浏览次数:15558    来源:青羊区政协
他的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好事,本文仅介绍他与成都有关联的二三事。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会上有感而发,说出了这段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话。其实,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只要了解吴玉章非凡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他得到毛泽东如此肯定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吴玉章在成都的二三事

图/文 / 青羊区政协干部 刘雪瑜

我的外太公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学家,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我党在延安时期被毛泽东主席等人尊称为党内德高望重的“延安五老”之一的人物。他的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好事,本文仅介绍他与成都有关联的二三事。

【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20世纪初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日本热潮之后掀起的又一次向国外学习的热潮。吴玉章是留法的首倡者之一。从1912年到1920年,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吴玉章一方面肩负着民主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抽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事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多留学法国的事情,他都是亲自出面操办。在五四运动前后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中,吴玉章多次给留法学生讲,要在勤工俭学中注重关注世界革命大势,留意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端于辛亥革命后,当时热心教育事业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就积极倡导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样,大批有志青年便把目光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欧洲。法国历史文化悠久灿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奇缺,较易勤工俭学的法国成了中国知识青年留学的首选地。

由当时著名的同盟会员出面成立的留法组织,在国内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一些有志青年纷纷报名。为指导和帮助自费青年赴法留学,勤俭学会于1912年4月在北京大方家胡同建立了一所留备学校,由吴玉章等筹办和主持,聘请法国人铎尔孟担任法文教授。招收的第一批勤工俭学生20名,其中女生2名。这是中国最早的男女合班上课的学校。紧接北京之后的6月,吴玉章还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仿照北京的作法,在成都少城济川公学内开设留法预备学校。

1912年11月,第一批留法俭学会学生40余人从北京出发,取道西北利亚赴法留学,其中有四川学生16人。到第二年6月,又有40余人赴法留学。

与大多数的留法倡导者不同的是,吴玉章不仅送学生到法国学习先进技术,还要求学生到法国特别注意法国的各种社会思潮,他说:如“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有惴惴然惟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从吴玉章如此地推崇社会主义理论的态度来看,原来残存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这时显然已经完全放弃。标志着社会主义世界观已经成了他唯一的选项。在北京推动留法运动时,吴玉章又给四川、湖南的同事去信请他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建设人才,在吴玉章等的召唤下,四川、湖南等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尤其是四川,于1918年3月后,在吴玉章的老朋友杨庶堪和熊克武的支持下,在成都创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在友人的资助下解决了成绩在前30名的学生的赴法费用,同时在重庆也筹办起留法预备学校,也为留法学生提供了补助,因而使四川的留法学生总人数成为全国之冠。到1919年春,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和留法俭学会,掀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3月17日,89名首届赴法勤工俭学生乘日船“因蟠丸”号离上海,远航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行前,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等团体及各界人士为赴法勤工俭学生举行了送别会,吴玉章亲临送行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鼓励青年抱定宗旨、持之以恒。五四运动后,吴玉章就在成都留法预备学校的一次讲演中说:“近来新思潮颇盛,因为这种时势,更易产生此等思想。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沌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前途远大,诸君勉之!”

吴玉章等掀起的熙熙攘攘的出国潮中,荟萃了身份、职业、年龄、学历各不相同的青年和社会各界人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绝大部分的留法学生,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振救中国的道路上,涌现出了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等一大批中共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高级领导人。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到五四运动期间,吴玉章等在内外政治条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正常收入的条件下,凭借爱国赤心,以自己的顽强毅力,参加组织领导了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推动中国革命的转型注入了一股新的强大能量。对于吴玉章个人而言,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是他探索救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职成都高等师范校长】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成都高师)的前身是1905年由四川总督锡良奉旨创设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先后改称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四川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按教育部要求改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全国有七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师不仅是四川的最高学府,而且也是西南各省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最高学府。1931年11 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由教育部定名为四川大学。

1922年9月4日,吴玉章正式到成都高师接任后,便深入各部门和教职员工中了解情况,根据学校存在的不足,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又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吴玉章明确提出了“崇尚学术,启用亲派”的思想,不拘一格,广延名师,聘请了许多学有所长,具有新思想的人任教。又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整顿教师队伍,提拔了一些留学生归来和学有专长的年轻人担任各科主任,让五四时期顽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少数所谓“蜀学宿儒”淡出学校。经过吴玉章的努力,学校具有新思想、新科学的师资队伍可以说是阵容强大,当时的学生姜亮夫后来深情回顾说:“我们学生对这里的先生佩服极了。”在保证师资优秀的同时,吴玉章又抓了校风校纪建设,制定可行的校规校纪,很快“扭转了散漫的风气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习”。

由于吴玉章长期留学海外,又曾经担任教育部欧美学务调查员,对国外教育的优劣了如指掌。因此,在成都高师任职时,他十分注重推动教师海外进修。吴玉章认为实行新的办学理念,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进修很重要,派人“出洋研究精深之术”是“为国家教育前途储备人才”。他1922年9月正式上任,11月12日即派出教员邓胥功取道德国去美国留学,同时考察欧美的教育发展和教育制度。自己派教员出洋留学并在留学期间发放半薪,这在学校历史上是第一次。吴玉章在《呈教育部为派员出洋留学以资深造事》中说:“欧战告终,世界思潮的日新月异,科学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我国教育、我国教育人员势不能不急起直追,期与列强而驰。派教员出洋学一节,洵属目前急不可缓之图。”

在成都高师期间,吴玉章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和地位,以高师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到校不到两个月,就将被无理解聘的四川地区马克思主义先驱王右木续聘回校,继续担任经济学和日文教员,并在学校附中任职。当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被军阀扣押后,吴玉章立即去电函保释,并于1923年2月下旬将其聘请到学校担任教育学教员,还让他在大礼堂给学生讲“阶级斗争”。这在当时的四川地区是绝无仅有的举动。

吴玉章从1922年9月至1924年2月,在成都高师的教育实践中,崇尚学术和启用新派,充分实践面向世界、开放的办学理念,真正体现了四川大学“涵干纳坤,合而能融”的文化精髓。

吴玉章在成都高师的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人才的全面发展,培养了以杨尚昆、张秀熟、姜亮夫、邓胥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栋梁和各界精英,真正体现了四川大学“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的文化脉络。

吴玉章在成都高师的教育实践中,最根本的经验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把国情和世情结合,真正体现了四川大学“与人民同甘苦,与祖国同命运,与时代同呼吸,与社会同进步”的文化路标。

吴玉章在成都高师任校长期间,为学校制订了具有现代素质教育思想的课程结构体系,实施了具有现代学分制理念的教学管理制度,首开内地安排本科和专科学生到海外进行教育考察,为学校指明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为学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前景。在吴玉章的领导下,成都高师不仅是“大师作范,群士响风”的“西南文化之根芽”,更是“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和“进步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吴玉章在成都高师的教育实践已经成为四川大学教育传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一笔极其珍贵的无形财富。四川大学永恒地纪念为了学校教育改革开先河,并留下十分珍贵经验的革命家兼教育家吴玉章,建立了四川大学玉章学院。这就使得吴玉章成为了四川大学和国人世代不忘的千秋师表。

【推动四川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是清朝末年四川人民为了维护铁路权益而与清廷发生的斗争。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广和甲午战争的刺激,国民和政府逐渐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政府在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允许铁路商办,在大背景下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次倡导,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后铁路商办化,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绅士、商人、地主和农民共同出资创办,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川汉铁路对当地产生重要影响。

清末川省留日学生多数成长为四川最初一批具有近代科技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中途辍学,投身革命洪流。1903年发生的拒俄运动、1904年的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矿权运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四川留日生均是最积极的参加者。四川留日生邹容1903年所撰《革命军》一文,发出震动全国的革命呐喊。1905年,川籍留日学生积极参与了“同盟会”的筹建,吴永珊(玉章)、熊克武等人成为东京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议员。吴玉章等川籍留日学生于1907年在日本创办《四川》杂志。《四川》杂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无情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保路运动在四川的爆发和川籍留日学生的爱国情怀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1911年清政府在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政策规定: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收归国有后马上又出卖给英、法等列强银行团。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政府夺路、夺款、卖路、卖国的行径暴露无遗,劳动人民长期的心血付之一炬。面对清政府的霸权政策,由立宪派绅商发起,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参与者至数十万。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 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清政府造成了巨大冲击,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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