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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鳌峰山:辉煌与沧桑的过往
发布时间:2022-11-07    浏览次数:5009    来源:四川政协报

在南部县城东郊的一座山峰上,有一座巍然挺拔、高耸入云的白色砖塔。当地人习惯称这座山为塔子山,山上的砖塔被叫做白塔。不过,查阅《南部县志》《南部文物志》等史料才发现,山名其实叫鳌峰山,又称跨鳌山。而山峰上的砖塔,名曰文笔塔。

打开尘封的历史,鳌峰山的前世今生步履蹒跚地向人们走来,诉说她的坚守与付出,讲述她的辉煌与沧桑

县衙门移位山头 抗元军名声远扬

鳌峰山原本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山,静静地躺在嘉陵江畔,看霞起日落,听江水拍岸。后来,她的名字开始反复出现在典籍中。这一切,要从南宋末年说起

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年)十二月开始,蒙古军的铁蹄侵入四川。此后十多年间,蒙古大军先后多次攻入四川腹地。为了守住王朝这块物产丰饶的疆土,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甫一入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保卫四川的意见。当时,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的冉氏兄弟向他建议:在重要的州治县治所在地,在地势险要高耸的山头修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并将州、县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众多堡垒相互连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于是,余玠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四川从北到南的广袤山川间,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到川西,再到川南、川东,倚靠四川境内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坚固的防御网络,从而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鳌峰山,也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据清同治年间编纂的《南部县志》载:宋理宗宝祐年间(1253年-1258年),“尝移县治于此”。为何要将县治迁移到这里呢?原来,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由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攻破广元、剑阁、阆中,并进入南部,转而成都。阔端退兵以后,四川各地都开始响应余玠的号令,开始在县治所在地修筑堡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南部县将县衙门从西北的炮台山下迁往鳌峰山,发动军民在山上修筑堡垒,抗御蒙军。在以后的20多年间,在鳌峰山上的堡垒里,宋朝军民与蒙军展开了数次拉锯战。

南宋灭亡不久,新建立的元代政权重新将县衙门搬回了炮台山下。鳌峰山也就渐渐荒凉了。不过,也有有识之士,谋划让鳌峰山重放异彩。李揆就是其中一个。据《南部乡土志》记载,李揆在任县主簿时,曾号召在鳌峰山建起了观光亭,并植树种花,恢复她的秀色,同时李揆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亭趺鳌峰顶上安,凌云人倚石栏杆。”与此同时,山麓间又重建了在战火中毁坏的寺庙——合符寺,吸引善男信女前往朝拜。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鳌峰山成为南部的一处风景名胜。在古代评定的南部八景中,鳌峰山就有“鳌峰毓秀”“合符暮钟”跻身其间。清代顺治年间举人李允修写过一首《鳌峰毓秀》诗:“屏列群峰翠,俨临尺五天。鳞光从水射,秀气与云连。”而清道光二十九年任南部县令的李澍,同样写过《鳌峰毓秀》诗:“垂纶大手钓鳌客,同约金鳌山上行。如许昂头超世界,真堪翘首冠群英。风梳石发千寻碧,雨洗烟鬟六气清。嵽聂直通宵汉路,耸然一柱把天擎。”

鳌峰山麓现书院 琅琅书声响百年

随着元代县治搬回县城炮台山下的米市街(今文庙街)后,鳌峰山又恢复了她的清静、寂寥。只有山下合符寺的晨钟暮鼓,不时传入人们的耳中。

直到清乾隆年间,鳌峰山再一次迎来她的高光时刻——鳌峰书院在这里诞生。

在清代以前,南部县没有关于书院的记载。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发布谕令,要求在省城设立书院。此后,各府、州、县也纷纷开始建立书院。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时任南部知县李元奋在民间发动大家筹集资金,创建书院。书院的地址就选在鳌峰山,故名鳌峰书院。据清同治《南部县志》载:初创的鳌峰书院有“头门一座,垂花门一座,瑞雪堂三间,崇正堂三间,文星阁三间,山长斋室二间,诸生学舍二十八间,厨房二所,墙垣三面”,经费“概系民间捐输,置买田土、铺房,永为束脩膏火之资”。而据《清代南部县县衙档案》记载,鳌峰书院设有山长、监院、首事、斋长等教职。山长也被称为院长、掌教,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书院山长一般由知县选聘,须科举出身、德才兼备、深孚众望。县令李元奋创办鳌峰书院之初,曾聘用乾隆庚寅科举人张廷贤担任山长;以后的历届山长,都是由德高望重的读书人担任。

鳌峰书院创立时,“所有经费概系民间捐输”。查阅《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发现鳌峰书院产业的清单,主要集中在道光、光绪年间。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书院共有田产12处、街房3座、店房12间。凭借民间的力量,维系着书院的运转,让一个又一个英才从这里走出。

在鳌峰书院开办100年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因“书院建自乾隆年间,颓坏甚多,难以培补,兼密迩衙署,烦嚣非肄业之所”,加上“日久生弊,支用不敷”;同时,“健讼者恒借士子为名,恃为逋逃薮,有‘鳌峰栈’之称,非作育人材地也”。也就是说,一些讼棍假借书院学子的名义打官司,以躲避追究责任,给书院造成极坏的影响。

那时,南部是川北重要的井盐生产地,盐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半,盐务官员们也就有重要的话语权。由于书院地势较高,不易被洪水淹没,所以,县盐厘总局会同知县李葆芳商定,将书院改作盐厘局以及仓库。同时,由盐厘局出资,李葆芳主持,将书院迁到城北的凌云洞侧。新建校舍,命名为凌云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凌云书院被改为小学堂,南部县书院从此结束了长达124年的历史。

魁星楼迁东门外 文笔塔耸鳌峰山

在开办鳌峰书院的同时,李元奋发动县城士绅、商贾出资,在鳌峰山上建起了一座木质结构的魁星楼。魁星,是中国古代星宿名称。同时,魁星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主宰文运。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建这座魁星楼的目的不言而喻。不过,这座魁星楼建成仅仅40余年,由于“为水所圮”,也就是遭受风雨浸蚀而毁坏了。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来自奉天承德的县令李文德,深感鳌峰山风急雨大,木构建筑易受损毁坏。于是,他重新找地理先生进行一番勘验,最后决定将魁星楼移到“东门外曲水口”——即状元溪畔。据说,魁星楼移位状元溪后,南部县“科第相继捷发”。

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出身的福建漳平人黄起元到南部县出任县令。在例行的巡视中,黄起元发现,鳌峰书院旁的山上野狗成群,犬吠声让书院不得安宁。更让黄起元不悦的是,县衙里的衙役们行事相当猖獗,根本不把他这位县令当一回事,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办事。这位进士县令十分精通“堪舆”,很会看风水。在经过一番考证之后,黄起元认为,“文峰宜高峻”,而魁星楼坐落在状元溪畔,地势太低了,镇不住邪,需重建一座风水塔。于是,他作出修建文笔塔的决定。第二年,这座文笔塔就呼之而出了。据说,这文笔塔建成之后,“果然野犬销匿,衙役循敛”。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

根据《南部县文物志》介绍,当年的文笔塔是一座楼阁式六方形砖塔,塔基低矮,三级塔身通高15米,塔径4.5米。由于塔基低矮,故塔显得粗壮。在塔的底层,开有一道门,塔的二三级朝西方向各开窗户一眼。在每一级塔上,用异型砖又叠砌成塔檐,檐用烟灰泥平抹。而塔身用白石灰涂抹,与灰黑的塔檐形成对比效果。塔檐六角都悬挂有风铃。每当山风拂过,清脆的铃声传遍南部县城。在文笔塔内,用木板作楼面,通过梯子可攀上塔顶。在文笔塔第三级,还悬有铁锅一口,用于焚烧字纸。同时,塔内还绘有彩色的《二十四孝图》。在《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中还记载,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文笔塔受到了损毁,南部县又发动富绅,在两个月内筹资对文笔塔进行了修缮。“文革”期间,这座历经百多年沧桑的文笔塔被毁坏殆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南部县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县财政拨款在鳌峰山顶重建了文笔塔。新建的文笔塔高九层,其高度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按照当时建设者的想法,是将该塔打造成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塔。但因为种种原因,文笔塔工程在尚未完全竣工之际便戛然而止了。20多年来,文笔塔,就这么孤零零耸立在鳌峰山上,经风沐雨、寂然无声。

据说,在南部县的最新规划中,要把文笔塔所在的鳌峰山打造成一座供人们休憩、观光的公园。站在文笔塔下,远望那碧波荡漾的嘉陵江,眼前涌现出一幅鳌峰山未来的美丽图景:亭台林立、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游人如织……

(贾登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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