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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有感
发布时间:2022-11-14    浏览次数:4700    来源:青羊区政协
  • 区政协委员 高义程

近日有幸读到黄建华老师所著的《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书中娓娓道来的文字,细说着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其中种种分析和猜测,引人沉迷其中;指尖触摸一幅幅震撼人心的古蜀文物和遗址图片,仿佛将人的灵魂带入了另一个时空,踏上了去见证古蜀文明发展的时光之路。

——写在前面的话

一直以来,中国的古代文明历史演进都主要是从介绍中原地区的殷商文化开始,而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由于偏居西南,加之地形阻隔,在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古代巴蜀地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文化变迁,是否产生过区域文明则一直困扰着人们,直到1986年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世人才真正得以窥视古蜀文化的一角。

“沉睡三千年,一醒天下知”可以说是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最好写照,其中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无一不在向我们诉说青铜文明时代古蜀国的宗教祭祀、政治世俗生活、精神追求和信仰崇拜。从出土的青铜造像群(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和金器(金杖、黄金面罩)情况来看,古蜀国的祭祀活动是盛大且重要的,在“大巫”(蜀王)带领下,群巫集团(周边部族族长)参与的祭祀活动影响着古蜀国的手工业、建筑业、农副业、商品贸易、衣着服饰等各个方面,且古蜀国的祭祀方式温和,也使得周边部族关系和睦,可以说当时的古蜀国在群巫集团的带领下,部族物质生活相对丰富,呈现出繁荣昌盛和绚丽多彩的景象。而从举世皆知的青铜神树、太阳神鸟和玉器璋、壁、环上刻画的神山和天门上,我们则可以看到当时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在祭祀中使用的青铜神树,无不彰显着当时古蜀人对通天神树和神人交流的向往;青铜凤鸟(太阳神鸟)则刻画出了古蜀人对太阳和自然的尊崇,对宇宙的想象和认识;玉器上勾勒的神山和天门,则显示着古蜀人对部族起源地的崇敬和对死后魂归天门的渴求。最后是描绘在出土文物上的图腾标识(龙、虎、鸟、蚕等),其与古蜀族和古蜀国的起源、演进和形成有密切相关,系当时生活在西南地区古蜀人的信仰崇拜,在古蜀人的认知中,图腾即是沟通人神的神物象征,又是部族统治的政治权威,在宗教、政治、文化、艺术中都充当着重要角色。

如果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那么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则使得古蜀王国的真实面貌能够更加真实的呈现在世人的眼中。事实上,将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三星堆的进行比较,大致就可以看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从总体上来看,二者地域空间临近,文化遗存相类,器类(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同质化现象亦非常明显。以二者出土金器中的黄金面具为例,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和三星堆的黄金面罩,在使用上,都是作为青铜人头雕像的面部装饰,用于祭祀和供奉活动;在造型上,则都呈现出宽脸、大眼、高鼻、阔嘴和圆下颌的特征;在制作工艺上,也都是用很薄的整块金片或者金箔,采用锤揲、模冲、剪切、镂空等多种手法制作而成。尽管二者在器制化和文化内涵上大体一致,但金沙遗址又有所发展,呈现出新的不同特点。例如: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偏小且数量较少,不如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型青铜神树、人面像、兽面像等,但又出现了如四鸟绕母金箔冠饰、四鸟绕目带柄有领青铜璧形器等新颖器形与纹饰,以及一批石雕作品,还有大量使用的卜骨、野猪獠牙等。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金沙遗址的存在时间应该是晚于三星堆,二者在古蜀发展历史中应该是相互衔接和延伸关系,结合两地出土的文物情况,并将其与殷商时代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当时西南地区已经形成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且自成体系的古蜀文明,且该文明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方面均与中原文明不同。同时区域性的古蜀文明又呈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与周边地域的往来交流中,古蜀国一直与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逐步吸收部分中原文明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而在往来交流过程中也向周边的楚文化、滇文化、东南亚文化传播着自己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十分震撼的,两地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和资料,还展示了古蜀人高超的制作工艺、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两地遗址考古的发现,还填补了古蜀文明的历史留白,为世人展示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让人能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古蜀文明的神秘和壮丽;同时其还揭示了古蜀国是当时长江流域的重要文明中心,打破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视中原文明影响而忽略其他区域文明的固有思想,间接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利佐证。

时至今日,古蜀先民祭祀的吟唱声已经渐渐消散在了时间的历史长河中,但保存下来的遗址和文物还在向我们诉说着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辉煌和繁荣景象。二者作为文明传承的载体,为历史文明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和思路,是我国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当代人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尤其是在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同城市基建可能产生的矛盾需要提前考虑布局。以成都为例,是否可以将遗址的发掘和保护纳入成都市的公园城市建设中,走一条文化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创新之路,使其成为兼具历史遗址保护和城市绿地功能的考古遗址公园?

此外,我们在注意重视和保护古蜀文明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古蜀文明,并在城市发展中充分发挥遗址和文物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文化方面,可以选择遗址和文物中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元素,例如金沙遗址将太阳神鸟元素作为其标志,来打造其它地域文化遗产标志,从而进一步增强地域文化底蕴,发展地域特色文化,建设世界级文化名城,增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可以将其与旅游业相结合,利用其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进行宣传,吸引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游客,从而进一步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将部分旅游收入反哺遗址和文物保护,以便更好解决维护资金来源问题。

简而言之,古蜀文明并不单单是一个区域文明,它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震撼和自豪,相信其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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